扶贫“死磕”教育：“赋权性扶贫”会走得更远

扶贫“死磕”教育：“赋权性扶贫”会走得更远

在宣布成立扶贫基金、五年投入100亿探索互联网+脱贫模式约半年后，7月10日，阿里巴巴发布了第一份脱贫半年报，教育跻身其脱贫工作的五大领域。据了解，阿里巴巴正与地方共同开展地方职业教育合作，以期“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将职业教育这块的首个试点选在河北滦平县。

在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期的背景下，将教育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并把职业教育当作教育扶贫的一个切口，无疑是靶向施策：精准扶贫，首当对症，将教育扶贫作为撬动贫困人口脱贫的支点，既秉持了“贫困户需求导向”，也有助于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让贫困人群在知识与技能获取中“换脑子、想法子、变样子”，获得自主脱贫、奋力致富的能力。

长期以来，“知识改变命运”对公众而言就是信条式存在。虽然“改变”的程度因人因时因势而异，但这构成了很多人认同“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逻辑起点。而教育的意义与脱贫的动力深层次的耦合，则让教育之于扶贫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当下，教育扶贫的重要性，已在“教育扶贫是长远脱贫的根本之策”“拔掉贫困地区的穷根，关键要靠教育”等表述中尽显。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智”“脱贫防返贫”，分别对应着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地位、先导性功能、根本性作用。而这，也跟其“赋权式扶贫”的本质休戚相关。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连日来，热映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这句台词被热传。穷意味着物质层面的匮乏，所以以往很多人觉得，扶贫就是拨钱。早些年政府和社会扶贫秉承的，就是“救济性扶贫”的思路。这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问题是，救济并不能为贫困者的自我脱贫能力加持，还可能主张其对“等靠要”的依赖，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

到后来，“开发性扶贫”——借助本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带动地方发展，成了扶贫新的路径依赖，但这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透支生态的隐忧。

无论是“救济性扶贫”代表的输血模式，还是“开发性扶贫”代表的造血模式，本质上都没跳出社会学中“FAD贫困观”的范畴。FAD直译是“食物供给下降”，也就是说物质供给不足，这也契合许多人对贫困最直观粗浅的理解，也成为以往各国扶贫的主导思维范式，扶贫因此也被简单地视作纯经济型的数字问题，由此衍生的扶贫方案也大致是在“支援”“扶助”上打转转。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扶贫应转换视角，更多地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其自主意识，提升其行动能力，拓展其发展自由，保障其公平权益，而不是救助者本位下的“给钱给物”型浅层次帮扶。因为当下的贫困不只是物质贫困，更是能力和权利贫困，故而，外界要做的是提升其知识获取能力、决策参与能力、资源利用能力。这也就是“赋权性扶贫”的基本逻辑。

教育扶贫，秉承的就是“赋权性扶贫”思维。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所认为的，贫困地区落后的很大原因不是物质资本的稀缺，而是人力资本的匮乏，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源的增加重要得多。而教育的显性价值，就在于对人力资本的激活。所以蔡崇信才感慨：这不是用钱做出来的，而是用心做出来的。

教育扶贫的落点是“人”，立足的是个体素质与能力的提升。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能力与权利贫困理论，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是比收入贫困更深层的贫困。而教育扶贫，就是对能力与权利缺角的填补，对贫困人群脱贫潜能和向上流动动能的激发。

这也是“赋权性扶贫”作用机制的折射：它着眼的，不只是短期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是发展自由与自主选择机会的开拓；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更是要带动他们抓住改革改革发展带来的普惠机遇。换言之，如果说，救济和开发性扶贫都是“授人以鱼”，那赋权性扶贫就是授人以渔，是为了让民众在改革发展的“渔场”里收获颇丰。

如今，“确保7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全部脱贫”的截止期渐近、目标仍艰巨。政府层面也意识到了教育扶贫等的举足轻重价值，国家层面对教育扶贫的扶持力度不断加码，今年初，国务院还引发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这次，作为互联网经济体的阿里巴巴，沿袭了此前扶贫“死磕”教育的路数，继续赋能教育扶贫，并以最贴合贫困人群实际脱贫需求的“高效脱贫路径”——职业教育为重要抓手，也是从企业层面呼应了“治贫当治穷根”的扶贫诉求。

精准扶贫，教育先行。也只有多些立足赋权增能的扶贫手段，才能让更多贫困人口“向发展机遇要脱贫契机”，更彻底地跳出贫困泥沼。

麦徒（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