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清华”讲坛 | 许宪春:翻开国家账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中国GDP预期增长6%以上。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则更为乐观,3月17日晚,他在人文清华讲坛表示,2021年中国GDP增速有可能达到7%-8%。当晚,他翻开国家账本,以亲历者身份和大家分享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故事,同时表示,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新动能给中国提供了机会,如果中国在新经济新动能的统计理论和方法上总结、提炼得好,在将来的国际标准制定中就会拥有更多话语权。
线上线下160万观众跟随许宪春教授一起阅读了国家账本。
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GDP(国内生产总值)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工具。
许宪春教授介绍,从1979-2020年中国年度GDP增长率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增长经历了3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1984年达到了1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速,之后波动中回落,于1990年落到谷底,为3.9%。第二个周期是1990年至1999年,1992年达到峰值14.2%,之后回落,1999年落到谷底,为7.7%。第三个周期是1999年至2020年,2007年达到峰值14.2%,之后回落,2020年落到谷底,为2.3%。
人均GDP反映了国家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增加到2020年的72447元,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GDP还可以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以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为例,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自改革开放以来明显上升,1978年为24.6%,2020年为54.5%,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GDP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所以萨缪尔森说国民收入账户提供的各种数据犹如灯塔,引导决策人将经济航船驶向其目的港。没有 GDP 这类国民经济总体指标,决策人就只能在纷繁无序的数据海洋中茫然漂泊。
GDP成为中国国家账本核心指标
1952年至1985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主要核算物质部门的生产活动,认为非物质服务,像金融、房地产、教育文化、科学研究等不创造价值,因此不进行生产核算。改革开放后,金融、房地产、教育文化、科学研究等非物质服务迅速发展,MPS的国民收入已经不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实际情况。1985年国家统计局决定引入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的GDP作为补充。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MPS的国民收入。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中国不再使用MPS的国民收入,SNA中的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与世行磋商,捍卫中国统计数据权威
但是国际上对中国的GDP统计一直存在质疑。
199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1992 年GDP 数据进行了大幅度向上调整, 综合调整比率为34.3 %。此后, 世行每年都以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 年GDP 总量及中国统计公报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数据为基础计算中国GDP。1999 年中方正式提出了取消这种调整的要求,并与世行磋商。许宪春教授作为负责技术方面的主要代表,参与了磋商的全过程。他指出,世界银行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的理由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的,但1990年代初以后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调整理由已经过时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经过磋商,世行决定不再对中国GDP数据进行调整,并同意今后在发布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之前都要通过中国财政部征求国家统计局的意见。
这次磋商不仅确立了中国统计体系在世行的地位,也维护了中国的实际利益, 避免承担超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义务和不能享受本应享受的优惠待遇。
不断改革,提升中国统计理论话语权
中国的GDP核算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
1993年,首次第三产业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GDP进行了重新测算,将1991年GDP上调了7.1%,1992年GDP上调了9.3%。2004年至今,中国进行了四次经济普查,每次普查之后,均会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修订。修订GDP历史数据是国际惯例,可以使数据更接近真实,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提供更客观科学的依据。
除普查外,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方法改革。
2012年-2013年,国家统计局实施了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中间环节对数据的干扰,大大提高了数据质量,人为篡改数据等行为会在网络上留痕,国家统计局发现后即会追查。
创新和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研发是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过去的研发支出核算方法不能反映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16年中国实行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将研发支出从中间投入改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这样GDP就可以反映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行这项改革后,2016年GDP上调了1.3%。
2019年实施的地区GDP统一核算改革、不断改进的季度GDP核算方法等也使得中国的GDP核算越来越完善。
许宪春教授表示,当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经济新动能发展迅速,也给政府统计带来挑战。以数据资产为例,他带领团队调研了11个省市的60家新经济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反映,数据已经成为他们的重要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现在GDP不能反映数据资产的作用,而且国际上还没有相应的统计标准。如何对数据资产进行估值是世界前沿课题。欧美国家的传统经济先进,给欧美国家的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者提供了总结、提炼传统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也给了欧美国家主导国际统计标准制定的机会。其实一些国际标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在新经济新动能方面,例如数字经济,中国不落后,甚至在某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这就给中国的学者和政府统计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总结、提炼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理论和方法的机会,如果做得好就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将来的国际标准制定中就会有更多话语权,国际标准就会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
GDP并非万能,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
许宪春教授也特别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GDP不是万能的,不能反映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损失代价、就业失业情况、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健康状况等信息,任何一个指标都有适用范围,不能超范围使用,在其使用范围以外,应用其他指标来补充,总之要形成一个完善的指标体系,共同引导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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